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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患关系是社会文明的标志

xcsdx.hzhchotel.com   2019/1/15    宣城市癫痫病临床研究所

    医患关系自古就是一个难题,特别是医生面对的是位高权重的患者。
    我们熟悉的《扁鹊见蔡桓公》,扁鹊作为蔡桓公的首席保健医生,四见蔡桓公,告知蔡桓公“有疾”,在腠理、在肌肤、在肠胃、最后在骨髓,无法治疗了,扁鹊看出蔡桓公有医闹潜质,逃到秦国,才幸免于难。蔡桓公认为扁鹊“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”:医生喜欢治疗没有病的人来邀功。患者怀疑医生与自己利益不一致,是医患矛盾常见原因之一。
    《三国志》记载,魏国丞相曹操患有头风病,发病时头痛欲裂,每次都靠华佗用针灸治疗。华佗告诉曹操,这病在短期之内很难治好,即便是长期治疗也只能延长寿命。曹操认为华佗是有意不一次治好,拖延治疗时间,于是把华佗留在许昌长期为自己治病。华佗不愿意长留许昌,以思念家乡名义告假回家,回家之后以妻子有病的名义一直拖延不回。曹操派人探知华佗妻子并未生病,一怒之下把华佗处决了。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患者杀医事件。《三国演义》则是另外一种说法,华佗建议曹操治疗头风病需要先服麻沸散,用利斧切开脑部,取出风涎方能根治。曹操认为这种治疗方法闻所未闻,华佗居心叵测,遂杀之。对治疗方案或者对医生服务不满意,是医患矛盾常见原因之二。
    唐懿宗有个宝贝女儿同昌公主,嫁给了进士韦保衡,同昌公主自幼体弱多病,韦保衡家里帮公主遍寻名医,找到韩宗绍、康仲殷等十几名御医,组成公主医疗保健组,天天泡在公主家为公主治病。无奈同昌公主体质太弱,虽然用了无数名贵草药,但病情持续恶化,最后还是一命归西。
    韦家知道公主去世势必激怒唐懿宗,只能把御医当做替罪羊,方能保全自己家。韦家向唐懿宗报告公主死讯时,一口咬定是御医们诊断不当,用药不当导致公主早逝,唐懿宗勃然大怒,将十几名御医当众斩首,并将他们亲属三百多人投入大牢。
    朝中大臣刘瞻和温璋上表进谏,公主之死乃是天意,御医已经尽力,现在还要株连九族,会让天下人寒心。唐懿宗不听劝阻,反倒将刘瞻和温璋革职,最后温璋含冤自尽,刘瞻也被迫离开长安。治疗不能挽回患者生命,家庭矛盾爆发,让医生和医院背锅,是医患矛盾常见原因之三。
医患关系,应是携手对抗疾病的信任关系,而非单纯花钱看病的交易关系。疾病是否能看准能治好,有很大的不确定性,唯有信任关系可以依赖。
    近代,西医开始传入中国,面临巨大的不信任,生活在传统中医环境下的国人,对西医充满了不信任。甚至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,还有洋教挖华人眼睛制药、用药迷人信教的内容。
    西方教会向中国派驻一批具有强烈使命感和职业操守的专业医生,如湖南湘雅医院创始院长胡美,南京鼓楼医院创始院长马林,为当时落后的中国建立起西方式的医院。苏格兰医生梅藤更在杭州创建了广济医院,是今天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前身。梅院长在查房时,一名小患者向梅院长鞠躬行礼,梅院长按照中国礼仪赶忙回礼,两人互相行礼,相敬如宾,在网络上广为流传,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医患关系。在这些充满人文关怀的医生影响下,中国开始慢慢接受西医。
    1921年,林巧稚到上海报考协和医学院,在考英语的时候一名女生晕倒,林巧稚放下了手中的考卷,积极帮助抢救患者,等照顾好患者之后,考试时间已经过了,林巧稚沮丧地回到家里,认为自己录取无望了。协和的主考官和院领导,经过激烈的讨论后,认为林巧稚年级轻轻,碰到突发事件,能够沉着冷静应对;为了抢救患者,放弃自己考试,爱患者胜过爱自己,体现出优秀医生的潜质,决定破格录取。这才成就了后来的中国妇产科奠基人,受人尊敬的“万婴之母”。印证了裴一中所说:“学不贯今古,识不通天人,才不近仙,心不近佛者,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,断不可作医以误世!”
    近代名人梁启超,1926年因为长期尿中带血,住进了当时最先进的协和医院。协和医院当时判断出血原因可能是右肾肿瘤导致,手术切除右肾之后,病症仍然没有消除,出现了误诊。因为梁启超是社会名人,协和医院受到了很大非议,甚至引发了中西医谁是谁非的讨论。这桩医疗公案过了70年,在《梁思成与林徽因》《梁思成》两本书的记录中,演变成了协和医院误将右肾切成了左肾,出现重大医疗事故,才导致梁启超去世。其实据考证,协和医院当时的诊断和治疗确实没有解决梁启超尿血症的问题,但并不存在恶意隐瞒医疗事故(这个假新闻很像前些年的缝肛门事件)。梁启超的疾病,在当时算是疑难杂症,直到去世,也没有找出原因。梁启超为了保护西医在中国的发展,亲自撰文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,“但是右肾有毛病,大概无可疑,说是医生孟浪,我觉得冤枉”,为协和洗白,也可以算是楷模患者。
    医患之间的信任,是化解所有误解的基础。
    建国后,我们先是按照共产主义国家的做法,建立了全国性的医疗体系,所有医疗服务基本免费,实现了低水平医疗服务的广覆盖,赤脚医生制度成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共卫生典范。所有人经济上都困难,没有贫富差距,医生相对而言社会地位较高,受人尊重,就算在文革冲击的时候,还会有很多人希望保住医生,医患关系简单和谐。
    从1984年之后,医院被甩向市场,一方面政府投入不足以支持公立医院费用支出,以及医护人员自身发展需求;另一方面政府控制医疗定价权,希望帮助老百姓控制看病费用。然而全社会都已经市场化经营,医疗岂能独善其身。分级诊疗体系被打破,老百姓不管什么疾病都涌向公立三甲医院;扭曲的定价制度下医院以药养医,医患利益关系变得对立。再加上媒体不适当的宣传,医患矛盾逐步严重。
    我们的医患冲突根源到底在哪里?
    国外的《新英格兰杂志》开出了处方:中国缺乏别的国家已经拥有的“医学专业主义精神”(medical professionalism)。“一方是严重缺乏医疗保险覆盖的病人,另一方是全神贯注于“创收入、图生存”的医院,实际上,普遍流行(医院这方还要加上并无“专业主义精神”的医疗从业人员)的新经济规则和激励机制,强烈鼓励医生像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企业主那般行事。”
    医患之间的信任非一方原因,也非一天时间丧失的,如果重建,更不是几个法律和政策就能解决的。治本之道,在于解决或者缓解医疗的系统性问题,也在于整个社会的浮躁褪去,信任重建。
    治本需要时间,治标还是可以马上落实的。大型公立医院配置安检措施,就算不考虑对医护人员的人文关怀,单纯从经济效益来说,让医护人员安心工作,减少死伤人数,也是值得的。加强医院医患纠纷处理能力,提升医护人员沟通能力,媒体加强患者宣教,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全面推广,这些也都是可以做的。

添加:2019/1/15   录入:管理员   人气:1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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